【20/20大人物】專於社會行為研究的盲人教授林聰吉 年會講者專訪

Ｑ：請問您如何克服視障這個困難，實踐您當老師、教育學生的理想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心」，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有沒有決心想要去克服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年輕的時候就立志當大學老師，後來我去國外讀書的時候，發現眼睛出現問題，便面臨一個選擇就是「我要放棄嗎？」，我拒絕放棄，確定這個決定後就表示我沒有退路，那接下來的思考點就是如何去解決「邁向目標時會遇到的困難」。老師這個行業需要閱讀、寫作、找資料、上台教書，我一一把這些項目列出來，發現都是可以被解決的，像是電腦的使用上，有一套報讀軟體可以把電腦上的字讀出來，打字的問題也可以在自我訓練後解決；而閱讀紙本書籍，則是把書本放在掃描機上，轉換成文字檔傳送到電腦中讀出來。就視障者來說，並非所有的職業都能像這樣恢復工作能力，像計程車司機可能就會因為視障而無法繼續工作，而老師這個職業是可以的，但是要有心，假設今天我腳斷了、手沒了，坐輪椅、裝義肢也一樣可以繼續當老師，「放棄」從來就不是我人生的選項。

Ｑ：能不能跟我們談談在您的觀察下，視障人士遇到的社會不公問題，以及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案？

    我舉個例子，現在很多人都會說：「你很瞎」，這句話對一般人而言，意味著認知不清楚、腦袋有問題，那我們看不見的人腦袋是不是都有問題？這是從言語裡面羞辱視障者，而這樣的羞辱是不自覺的，這也儼然成為社會的流行語，甚至記者也會用這樣「很瞎」的用詞公然地下註解，媒體的傳播效應更是讓這個現象惡化，許多人都在無形的中傷視障者；更不用說那些明明有能力的視障者在職場上遇到的阻礙，這幾年我也投入一些關於身心障礙的研究，在研究中，一般的雇主就所有身心障礙種類裡，最不願接受的就是視障和精神障礙，近年來我也不斷透過各種場合、演講或媒體採訪來呼籲公平地對待身心障礙者。

    現在我國有擬定一個對身心障礙者很重要的法案，叫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我也參與了很多次這個法案的修法；另外和勞動部合作做了一些研究，促進視覺障礙者的就業，也盡量協助非營利組織，讓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更容易受到重視，我想我是用我的專業去做這些純公益、義務性的活動，但有它的困難點所在，包括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很不容易改變，我們總是努力做多少算多少。

Ｑ：您有觀察到淡江大學在盲生資源上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嗎？

    在很早以前，教育部就選定淡江大學做為發展盲生輔具的重要據點，像我電腦使用的報讀軟體最早是由淡江的盲生資源中心工程師製作發展的，最有趣的是，發展這些報讀軟體的工程師絕大多數都是視障者，他們也很辛苦的為視障者貢獻，學校對不管身心障礙者或視障者已經提供不少資源，像我在淡江待很多年，有觀察出學校在不少地方都有逐漸為身心障礙者做出改善，不足之處當然有，但相較其他學校，淡江大學已經算友善許多。

Ｑ：有沒有建議現在學生們關於學習或生活上要擁有什麼樣的態度呢？

    現在學生有三個特點：不在乎、沒關係、無所謂，我覺得這是一個態度問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大環境問題要解決，但我想強調的是凡事都要反求諸己，先反省自己，我不相信可以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到別人或環境之上，自己總要想辦法去克服問題，我所看到的學生多數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最重要是態度的問題，心態調整好了，辦法自然就想得出來，那我作為一個老師很願意提供辦法，但前提是態度要正確，「態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這是一句很確實的老話，如果能夠用正確的態度去改掉不在乎、沒關係、無所謂的壞習慣，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另外我常跟學生說，別人如果對你鞠躬45度，那你就要鞠躬90度，因為要謙卑，謙卑加上正確的態度，就是我對學生們的建議。

（採訪撰文校稿/黃雯靖、王幕荷、張書涵）

【20/20大人物】共生住宅「玖樓」共同創辦人王維綱 年會講者專訪

Ｑ：玖樓未來希望朝哪一種宣傳模式去推廣「共生住宅」的概念呢？或是已經有什麼經營有成的方向能向我們分享嗎？

目前我們主要使用粉絲專頁推廣，也會搜尋國外這方面的資料做分析；另一部分我們與雜誌合作，會有雜誌廠商和我們邀稿，其中獨立雜誌品牌較多。此外新創在某些方面會和現有的制度與法律做挑戰，使得我們在某些地方會比較低調。

Ｑ：想請您和我們分享一下創辦共生住宅中遇到的困難？

我們遇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室友間的文化衝突」，當外國人來到台灣，而他對台灣文化的不熟悉會冒犯到很多人，身為房東的我們就必須去處理他的問題，比如他半夜在屋頂唱歌時，我們要安撫鄰居、安撫警察，或是他派對辦得太晚也是我們必須處理的。

另外，我們面臨的困境還是回到台灣的制度上面。感觸最深的就是我們以前都會覺得對岸跟不自由劃上等號，但我近幾年到大陸時，竟然聞到自由的空氣。不論是對新創的包容或是投資，或人脈、機會甚至空間的提供都非常大方。相較於對岸，台灣政府給予新創產業的助力反而不是那麼的多，所以我認為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還是新創產業在台灣制度的仍然狹隘與不包容。

而對於在共生公寓這塊，目前台灣人還沒有與其他人有共生的想法，尤其是在都市裡面，很難與陌生人一起吃飯或是與新鄰居主動接觸，要發展出共生公寓的新型態都市生活又更加難得了。

Ｑ：在公寓裡房客遇到摩擦時，你們如何處理呢？

房客間最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水電費和公共空間的清潔，每棟公寓都有它不同的文化和拆帳方式，但講到清潔的話，公寓裡整潔標準最高和最低的人總是會有爭執。每間公寓會發展出自己的處理方式，有的會排值日生，有的會大家付錢給環境標準最高的人請他做打掃，也可能是請外面的阿姨來清潔。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建立了「公基金制度」，這個名詞源自於日本，意涵是除了房租以外，每位房客也會繳交一筆共利費也稱作會費，可以用來繳水電、清潔或是舉辦各種交流的活動，只要是房客都可以免費參與。未來玖樓會走向會員制，會費會包含房租和維繫這社群的費用，願景之一也是期待打破舊有的租屋思想，感受到付錢是住在一個大家共生的空間。

Ｑ：想請問玖樓的原生概念有牽涉到共享經濟這區塊的想法嗎？

玖樓有一個願景是希望在未來大家都可以用租房子的方式來居住，因為我們買房子買的不是土地，而是它的居住權，但就現在的共享經濟來說，現在台北的空屋率是百分之十三，也就是走在路上每九間或八間就有一間是空屋，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空屋率（日本百分之三，香港百分之二）都是低於百分之五，而台灣卻是誇張的高，問題可能來自於稅率或房價太高，租房子本身就沒有利潤可言，導致空屋率高。玖樓這幾年慢慢有機會成長是由於房價的下跌，現在不管是對養地的建商，或是持有房產的房東，這三五年之間不太可能脫手房子，既然知道不會脫手，與其讓房子在那空著不如把它租出去，導致現在市場上有很多房子在釋出，當閒置的空間遇上一群需要房子的人，這就是玖樓的一個契機，同時這也是一種共享。

另外一種共享是不同年齡層上的資源互補，那些高齡的房東擁有許多閒置的資源，不論時間或各種技能都被閒置了，那年輕人其實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目前的社會缺少了一個平台讓他們雙方接觸，同時也存在缺乏信任的問題，因為他們年齡層相差甚遠，再來則是彼此沒有互動的基礎，所以他們會需要一個媒合的平台讓兩方互相認識，這算是另一種共享的概念。

Ｑ：能不能和我們談談如何利用設計去解決社會問題？

我最大的心得是 Shifting Focus（轉移焦點），當我們在看待一個社會問題時，容易太過於問題導向的在看待它，比如說我們總是把老人設定成一個需要被幫助的角色，那政府就會認為他們需要被社福照顧，需要有人幫他們送餐、舉辦很多老人課程，但那麼多的努力卻不一定能給他們真正需要的幫助。這個問題來自於我們看待社會問題，都看得太表面、太淺層了。

Shifting Focus的概念源自於澳洲，一個沒落的礦村，礦挖完了人就走了，接下來就遇到各種社會問題：吸毒、塗鴉、自殺或是更負面的東西。傳統政府或許會成立反毒大使、提倡生命教育，但礦村政府運用了當地的資源和機會，整理一個資產地圖，收集閒置可運用的空間，再讓一些耆老運用他們的一技之長成立一個機構負責幫他們整合事務，使當地恢復昔日光景。Shifting Focus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不該把給老人的幫助當作是一種施捨、將老人視為一個弱者，而是不斷地問為什麼要做這個協助。就我本身的經驗，至少要問五個為什麼，才能夠挖到一個比較深的問題核心。

我自己這幾年來在做新創的過程中體悟到不應該再把問題視為一個問題，而是先找到一個切入點、一個讓大家能夠參與的方式，而非一昧的從上而下帶領整套政策。我都會和我的室友說 : 你們每個月繳房租不只是單純的租房子，其實是在某程度的參與社交活動（Social Movement），透過參與其實慢慢改變房東對租房子的看法或是顛覆一些在台北租房子的人對一般租屋的想法，而透過媒體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原來台北能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我們幾個人做了什麼樣的事情，而是大家能夠一起參與來做什麼事情。

（採訪撰文校稿/黃雯靖、王幕荷、張書涵）